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的进攻路线果不出郭汝瑰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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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但由于守军顽强抵抗，至9月10日，日军局促于瑞昌以西十公里范围内。恼羞成怒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以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鸡岭进攻，守备江防的罗广文四十二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了奇袭射击，把日舰打得调头逃跑，不敢西进。失去海军支持，日军攻势大减。陆上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给敌大量人员杀伤和物资消耗。
1、武汉会战的发展整个战役正按郭汝瑰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脸上禁不住偶尔流露出得意之色。谁知在台儿庄战役中仅担任过侧击，而未正面作战的关麟征部过分骄狂轻敌，只在金岭阵地顶了4天就败下阵来，使敌人直拊江防部队侧背。
四十二旅被迫放弃马头镇后撤，五十四军乃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富池口在富水与长江交汇处，南岸有纵深不足100米的半壁山，此山靠江一侧悬崖峭壁上书有“铁锁横江”4个大字。但它孤立无依，且无树木遮掩，在现代战争中毫无价值。但蒋介石遥令五十四军十八师依托此山，坚决死守。果然十八师在日军海、陆、空的立体攻击下，抛尸遍野于光秃秃的石头山，英勇作战的十八师师长李芳村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富池口失守后，日军继续向率州、三溪口推进，云南张冲部正面迎击。此时汤恩伯指挥的各军（包括五十四军)已退到日军攻击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当日军连续数日向云南张冲部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各军在山上作壁上观。郭汝瑰先后请求霍揆彰和汤恩伯令四十二旅罗广文部以炮火轰击排市日军补给营地，以支援云南张冲部都遭到拒绝。郭汝瑰对霍、汤这种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仍然不忘利用日军的屠刀宰杀杂牌军的做法，感到十分气愤。
3天后张冲部被迫退出阵地。
长江北岸以23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因病离职去武汉就医，以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受命后，立即赶往大别山重镇商城，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依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的战略方针，将第五战区兵力划分为3个作战兵团：大别山兵团以第二十一兵团总司令廖磊上将为指挥官；左翼兵团以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上将为指挥官；右翼兵团以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上将为指挥官。
确定其战略方针为：大别山兵团于大别山东麓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并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两翼兵团防守山麓险要，若敌人由山南北麓突进时，诱敌于有利地形，全力歼灭。其余部队担任敌后游击，或控制为第二线预备队。
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白崇禧调配处置后，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要打，要撤，游刃有余。事后证明，由于部署得当，直至武汉战役结束，仅损失两个炮团。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兵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线进行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恶战，结果日军没能歼灭国民党军队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对日本最为不利的持久战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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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奖励，郭汝瑰晋升为第二十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部队退守常德、桃源一线。
2、长沙会战中的郭汝瑰郭汝瑰因深得时任二十集团军司令的霍揆彰信任，一直留在身边任参谋长。霍明知他应历练一下师长职务，苦于无人接替，很多机会都放弃了。驻桃源后，霍揆彰终于写了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郭汝瑰任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
1941年10月1日，郭汝瑰到湖南澧县接任师长职务。
为了杜绝层层吃缺的陋习，第一次发饷那天，郭汝瑰集合全师官兵，当众宣布：
“从今天起，全师官兵，一律按国民政府的饷章发饷，我也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
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因为他们从未领齐过饷章规定的饷粮。接着郭汝瑰亲自点名发饷。士兵们领到饷银时，竟流下了热泪，这是他们第一次享受正规部队的待遇。
发饷完毕，郭汝瑰接着宣布：
“以前，有人克扣你们，你们就谎造名册吃缺。今天的名册仍有空缺，是不知道新规定，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重新核实，如再有谎报人数吃缺者，一定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
不久郭汝瑰奉命率部参加向日军进攻的襄西攻势。
部队刚过长江正准备进攻时，日军自动放弃阵地后撤。
暂编第五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敌人据点，还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襄西攻势胜利结束，陈诚对郭汝瑰着意栽培，将暂编第五师升为甲种部队，按嫡系标准发饷，除补充枪械弹药外，还拨给一个奥国造的斯德雅迫击炮营，全师上下，欣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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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日军进攻香港，英国求援。湖南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到深圳支援。武汉日军司令阿南惟几得知消息后，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的防线，渡过汨罗江，进逼长沙外围。薛岳又调李玉堂回师长沙坚守。同时令郭汝瑰率部赴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布防，若长沙失守，可在此阻击敌人。
郭汝瑰率暂五师冒着鹅毛大雪由澧县出发，昼夜兼程，按时赶到防地。正值日军遭李玉堂部坚决抵抗后撤时，郭汝瑰率部过湘江追击日军。他在连营长中选了5名熟悉道路的本地人做支队长。再选500余名精壮士兵组成5个支队。令5个支队在日军两翼平行超越追击，绕到敌退却必经地飘风山隐蔽起来，避开主力，专门摸尾吃零。他自己率主力进行正面追击，一直打到汨罗江。
长沙大捷后，薛岳任命郭汝瑰在第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担任校官大队大队长兼战术教官。
与此同时，郭汝瑰狠抓了暂编第五师的训练。从纪律养成、体力养成、技术养成，环环不放松。且常和士兵一起练射击，挖战壕，摸爬滚打样样示范。特别是他300米无依托步枪射击，弹无虚发，很叫官兵佩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手下能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比比皆是。
在第九战区军事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锦标被郭师全部囊括。暂编第五师一天天壮大起来。
3、鄂西会战中的郭汝瑰1942年冬，郭汝瑰被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院址设在重庆最高处的佛图关。研究院的任务是培养能指挥海、陆、空三军，类似隆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一样的全能将才。该院共有研究委员和研究员41人，全是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
郭汝瑰的想法是：中国军队和盟军协调作战，利用盟军的海空优势在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登陆，击败日军，从而胜利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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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国防研究院半里之遥的佛图关半山腰，蒋介石开设有一个“中央训练团”。每逢周一研究院全体成员都要去那里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一年之中，郭汝瑰听过蒋介石30余次讲话，并一同进过餐，也被单独召见过。
听了这些老调重谈的讲话，蒋介石在他心中的神秘形象慢慢被失望所取代了。
郭汝瑰认真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越读越觉得当时政府搞的那一套与孙中山提倡的精神相距很远。他又亲眼目睹了当年重庆社会的腐败、糜烂，四大家族和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弄得物价飞涨，像他一样连年抗战，职至师长，在当时地位也不低的人，因不搞歪门邪道，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必说贫民百姓了。这样的政府能使祖国富强吗？他常常自己问自己。
1943年3月，日军突破国民党第六战区四十四军和八十七军江防阵地，占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5月初守卫南县的七十三军又遭日军突然包围闪击，幸得八十七军和四十四军援救，残部才拼死突出重围。接着安乡、南县也相继失陷。日军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沙市前线。常德已是大门洞开，危在旦夕。如被日军占领，则不但第六战区失去了补给粮仓，而且日军南可威胁长沙、衡阳，西可进逼鄂西、川东。
因此，正在云南与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陈诚立即飞抵重庆，连夜和参谋人员一起拟定了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但心里仍不踏实。为慎重起见，又派人去国防研究院接来研究委员郭汝瑰、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4人征求意见。魏、潘、石三人都先后发了言，一致认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粮产区，同意已拟定的作战方案，只对兵力部署提了点修改的建议。
惟有郭汝瑰持不同意见，并非常肯定地说：
“我判断，日军这次重兵出击，不是来常德抢粮。而是要吃掉我第六战区主力。”
一位研究委员反驳道：
“日军分数次拼命攻占了常德北面的石首、华容、南县、安乡等地，目的就是打开进攻常德的大门，这个企图已暴露无遗，怎么这时会放弃对常德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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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尚未答话，另一位研究委员又说：
“日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连年征战，本来国力不足的日本已感粮食匮乏，现在正是夏收季节。何况已攻破常德北面防线，如占领常德既可进逼长沙、衡阳，又得粮食补给基地。我估计日军是不会轻易放弃进攻常德的。”
举棋不定的陈诚对郭汝瑰说：“那就说说你的理由。”
郭汝瑰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
“我判断日军将在上、下五龙、宜昌之间的长江南岸实施钳形攻势，目的是趁我有3个精锐整军西调云南，兵力不足，仿效纳粹德国的闪电钳形攻势，吃掉我第六战区主力。因为敌人除结集兵力进攻洞庭湖地区外，在宜昌、枝江、沙市，也驻有重兵。而其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线摆开，并对安乡、南县发起突然袭击，企图围歼七十三军，目的是为在江南立足，现在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他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或几次这样的进攻，使我第六战区主力消耗殆尽，然后再南取常德就易如反掌了。因此我断定此次日军的主攻目标不是常德，而是第六战区的主力。”
停了一会儿，陈诚问道：“依你看来，兵力该如何应用？”
郭汝瑰回答：
“其一，我江南守军，应以七十三军的教训为戒，随时提防敌人闪击。其二，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地区，作为战区机动部队，这样东可侧击进攻常德之敌，西可屏障鄂西。”
陈诚认为郭汝瑰的分析很有道理，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
果然，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万余众，于5月12日夜，穿过江南守军的空隙，在枝城、沙市间偷渡长江成功，13日凌晨突然从西北向驻守公安的八十七军袭来。同时安乡、南县的日军第三师团，突然调头西进，从东南方向八十七军进逼，两路日军已对八十七军形成钳形攻势。而向常德运动的那股日军仅为第十七旅团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声东击西，掩护对八十七军的钳形攻势。
陈诚立即按郭汝瑰的建议，电令前线调整部署，并飞抵恩施前线指挥。拨调刚毕，两路日军蜂拥而至。但遭到已有防备的守军顽强阻击，夹击之后，久战不克，伤亡甚重，不得不全线退却。守军趁势奋勇追击，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双方又恢复到5月5日以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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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对郭汝瑰更加器重，派他任驻英副武官，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以便日后参与国民党统帅部工作。
4、重回党组织1944年3月，郭汝瑰、范诵尧、田席珍一行3人，前往雾都伦敦。不久，桂永清为团长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郭汝瑰加入代表团，随团到各处参观。英国工党认为，希特勒已必败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的格局。英国要恢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是不可能的了。就暗中与桂永清商谈：“若工党竞选获胜，愿将香港归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战后的中国不依美，不附苏，而与英国联合，组成第三势力。”
桂永清知道郭汝瑰在已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心目中的地位，遂邀郭汝瑰与他一起回国。郭汝瑰想到香港将回归祖国，分外高兴，便放弃到战区访问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然而，蒋介石要的是美援，而不是香港，郭汝瑰的美梦，又一次破灭。
1945年3月，刚回国的郭汝瑰就被军政部长陈诚安排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升任署长。陈诚兼国防研究院院长，又以郭汝瑰兼副院长。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政部长的权力仅次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务署又是军政部最有实权的部门，操纵着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实权。当时国民党军队分为甲、乙、丙、美械军4种编制。最好的是美械军，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人员足。最差的是丙种编制，如同庶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定为何种编制关系各军师利害，所以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
然而，郭汝瑰却无心于这些应酬和奉承。随着他地位的升迁，他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内幕，也越欲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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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共产党员任廉儒找到了郭汝瑰。他与郭汝瑰初会于18年前，那时任廉儒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跳城墙得以逃生，改名陈国维，跑到涪陵，在郭汝栋部任职的堂兄任逖猷处藏身，在那里认识了郭汝瑰。后郭汝瑰去了日本，任则被叛徒出卖，在重庆人和街刘湘的“反省院”里，度过了5年铁窗生涯。出狱后，正值共产党第三次“左”倾路线盛行，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任便和另一共产党员梁佐华一起，先后主办《松江日报》、《人民日报》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西安事变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把他送去延安抗大学习。
1939年毕业，返回重庆，先在川军范绍增部任职。后又效力于重庆银行界和商业界巨子刘航琛麾下。同时因得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赏识，担任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的经理。1942年与重庆有名的军火商罗升之的女儿罗莹澄结婚。依靠岳父的名气，他得以打进陪都的上层社会。
在共产党内，他和董必武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见到老友任廉儒后把他十几年来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全部倾吐了出来，还提出了想找党组织的愿望。任廉儒征得董必武同意后，约定郭汝瑰去面见董老。
1945年5月的一天的晚饭后，郭汝瑰换上一身便服，前去青年路罗升之的公馆会见董必武，两地直线距离不过200米，但他严格按任廉儒的规定，左弯右拐，走了近半小时。在夫子池后一条深巷口，看了看前后没有尾巴，然后从容地走到巷子的尽头，轻轻敲响了罗公馆的后门。
沉重的黑漆门无声地开出一条缝，他一闪身就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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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廉儒领着郭汝瑰穿过厨房，折进回廊，连续上了3层楼，进入顶楼的一间密室。烛光下一个年届花甲的老人，蓄着两撇八字胡，微微眯缝着的双眼，充满笑意，他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之一、中共驻重庆的国民参政员董必武。
董必武同郭汝瑰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董必武询问了郭汝瑰对其顶头上司陈诚的看法后，又要他谈谈对国民党的看法。郭汝瑰一一作了回答。董必武表示赞同。当问及对共产党的看法时，郭汝瑰激动地回顾了在黄埔军校时即聆听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讲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情景。他告诉董必武：“从那时起，我就要求入党”，“以后在郭汝栋部队又参加了共产党”。说到抗战时期，他热忱地赞扬中国共产党“真正打敌人，在敌后发展游击队，根据地日渐扩大”，“拖住了大量日军”，且“解放区政治清明”，今后，中国共产党肯定会获得胜利。
1946年3月17日晚，郭汝瑰又应约面见董必武。这次谈话有南方局薛子正等五六人参加，内容与前次谈话大致相同。郭汝瑰提出了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愿望。过了一两天，任廉儒向郭汝瑰转告了董必武的意见：对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至于去延安，则不如留在国统区作用大。因为中共人员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是不容易的，故需要他留下来为中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今后，由任廉儒与郭汝瑰单线联系。郭汝瑰表示服从党的安排。
5、抗战胜利前后1945年夏，希特勒彻底战败，日军已成釜底游鱼，国民党的战略重点开始转移。军政部每周一次的大战研究会，也由注视世界大战动向，转变为着重研究如何对付共产党。
几经策划，一个方案诞生了：
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其次因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再次，立即装备胡宗南两个军、傅作义一个军，于日本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新四军东进。最后，由西南、华南抽调重兵，由平汉、津浦路北上，逼近华北解放区。以后的全面内战战略，就是这一计划的发展和演进。
郭汝瑰把这一情报交给任廉儒转交董必武后，希望自己提供的情报能帮助共产党早日扫除战争的硝烟，换回国家的升平和强盛。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多在南方，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的主要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他一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面下令“全国受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何应钦立即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
并指定：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三战区在杭州，六战区在武汉，七战区在广州，九战区在长沙，卢汉在河内（北纬度18度线以北，归中国军队受降)，汤恩伯在南京、上海，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芷江，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熊式辉、杜聿明在东北主持受降，一时国民党海、陆、空同时出动，赴全国收缴日军武器装备。
陪都重庆，是军统局和中统局的天下。可是不管戴笠也好，陈立夫、陈果夫也好，谁都想像不到，一个以刘航琛、于斌手下要员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正从蒋介石和陈诚的心腹郭汝瑰那里，如探囊取物一般轻而易举拿走了“党国”的最高军事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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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打开郭汝瑰主编的《国军战斗序列》（一共只准打印13份，底稿已在军务署办公室主任李文伦少将监督下销毁)，策划对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延安总参谋部的负责人，也正面对着同样一本《国军战斗序列》妙算着对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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